在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上，则要对儒家构建的社会责任模式进行改造，剔除阻碍法治发展的封建文化因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建设起新型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十）诉讼和仲裁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二是双轨并进，即在法治轨道上执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战略呼应。因此，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对同一事项作出规定时，党内法规应当同国家法律相协调，即与国家法律保持一致。当然，党员承担的义务要与其党员身份相符，但这并不会造成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紧张关系，而是党内法规在国家法律基础上所做的适度的调整。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
六、余论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不仅是党政关系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更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具体体现。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看法。第三，我国在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高度重视人权价值。
（二）居住权的义务主体 居住权作为人权，其义务主体是国家，需要国家履行消极义务和提供物质条件的积极义务去促进这项权利的实现。从目标维度分析，作为人权的居住权是国家对保障人在发展中的相应诉求的回应，这要求国家承担某种程度的福利义务来满足个体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其较为体面的生活水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居住权是基于人的尊严，这不仅是个人的权利，更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均衡。一方面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尊重，另一方面，映射出社会实质正义的内涵，彰显人追求体面生活和自由这种基础性的人权理念。
在尊重人无类的差别的前提下，国家基于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原则，保障弱势群体因生存所需的居住的正当利益。在国内落实人权需要结合国内人权特性，我国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为人权设立最低保障线，居住权是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和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条款衍生出的法律权利，为保障人的居住需求，需要国家通过履行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救济和扶助不特定人群，从而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1]由此缘故，学者大多从民法部门法的角度对这一权利进行讨论。第二，居住权不仅能够在人权概念和规范中论证其权利正当性，而且更应具有被法律体系所容纳且可实现的必要性。（三）居住权的具体内涵 一项权利若仅具有表面的形式而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则只是形而上学的存在。居住权从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指向实现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以达到一种社会关系的和谐。
如何把新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以法律等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并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持续地提供保护，让应然权利能够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是立法者应思考的问题之一。（二）居住权是一项普遍性权利 人权是一种超时空的基本权利，不停滞于时间和空间里，更不会因人的不同文化背景、身份地位和性别种族而不同，是所有人都应享有的普遍性权利。居住权的核心价值居有定所又是人们参与家庭、社会生活，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作为生存权的必要构成，更需要从基本人权的角度加以认识和保护。弱者生存的价值诉求相对于强者来说亟需尊严的匡助。
（二）国内规范的依据 1.宪法上的依据 2004年我国人权条款入宪，这是居住权宪法人权法源的演绎起点。此外，居住权建立在普遍的价值基础上，是保障每一个人脆弱的生活所需的安全基础，是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所必需的道德权利。
此条文所言的居住的权利是指空间意义上的在什么地方停留的问题，是与迁徙相对应的在某一地方常住的状态，对这种权利的保护是人身自由的重要内容。[7]居住是人的必需，当此需求被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时，居住权的实质就是一项法定权利。
居住权表达的是人想有一个家、能够保证体面生活的需求，具有人作为主体的物质和精神属性，基于人住的这一生存需求而获得利益的正当性评价。这里所说的弱者，并不是指静态层面的存在年龄、身体、疾病等生理性缺陷的生理性弱者，而是指随着时代发展而动态变化的社会性弱势群体。从现实的角度，人权在最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解，是个人需要的公开化或法律化，人权的实现是通过推动社会发展，而使人的需要与社会条件两者关系更加平衡和充分，使人能够对各领域的利益、主张，更有资格、权能、更自主、更可预期地去表达、主张和实现，进而实现美好生活。第一，从法律起源看，居住权最初发源于罗马法所调整的婚姻家庭关系，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居住权通过规范社会权利实现人权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多样性需求要求基本权利范围向深度和广度延伸，通过部门法的立法间接保障基本权利，建构一个回应型的基本权利体系，应对实际问题所存在的缺陷。
人格尊严作为基本权利，要求兼及国家与私人之间，并以宪法救济为权利实现的最终保障。[9] 甘绍平：《人权伦理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由此，以人权为进路探讨解决问题的路径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有利于为处理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理论模型。居住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国家除了承担消极义务外还需以积极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进一步保障人们的生存居住权利，防止公权力机关和他人对居住权人的正当利益造成侵害。
[2]从民法的角度，将居住权作为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体现私人自治的核心价值，这当然有其必要性。就此而言，居住权符合人性的正当利益，因而具有道德权利的属性。
整个人类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 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3期。人类生存样态的独特性在于在自在的存在中追寻自为的世界。这需要公法作为基本权利加以规范，并结合私法规定把这种权利加以落实，这也是全面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功能所在。
居住权的诞生体现国家作为义务主体保障特殊个体享有的权利或自由。人权是人对所在社会提出的要求，法律权利是公民对所在国家提出的要求。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66条至371条对居住权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四、居住权的人权规范性 （一）居住权的权利主体 一是，居住权的权利主体首先是个人。
[5]边沁在肯定人的自然属性、天性的同时，认为促进人追求幸福的途径主要是把握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从人权属性来看，居住权是道德权利、普遍性权利、对弱者进行特殊保护的权利和具有发展性的权利。
但不能忽略的是，由私法所创设的权利必然具有宪法上的依据才可能成立，在这一意义上，也必然会延伸出人权内涵的讨论。在法律上确认居住权这一权利有助于满足弱势群体的生存物质需求，进而更好地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就此而言，居住权本质的二元时代已经到来，居住权不仅仅是一项保障个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权利，还是一项保障人基本生活水准的低限人权。弱者是集体中的个体，只有充分保障弱者维持生命和健康的生活需要，才能从整体上推动集体的发展。
宪法就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20]最后，居住权作为社会权利是私人生活空间的公共转化，同样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
五、结语 从人权属性来看，居住权是道德权利、普遍性权利和弱者权利，其道德价值是人权正当性的基础所在。从低限道德推导出的居住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体现了人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从人权实践模式看，国内的人权实践模式要在国际人权法和国内实体法之间的关系中进行斟酌探讨以确立方案：第一，我国加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保障人适当生活水准的人权标准具有普遍性，是实现作为人权的居住权的基础。[17] 何志鹏：《权利基本理论：反思与构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6页。